有擔當方能頂天立地。從西部大開發到決戰決勝脫貧攻堅，作為匯聚大量人才與科技資源的智力高地，中國高校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脫貧攻堅這場硬仗中，處處可見高校人的身影，他們或行走在沙漠戈壁，或攀爬在雪域高原，或深耕于西南邊陲??所到之處，留下的是知識、技術、經驗、思想和希望。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三團一隊”走過后，早櫻紅遍陜西省合陽縣；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李小云教授發起成立“小云助貧中心”，為云南省勐臘縣瑤族村寨河邊村開出一副發展致富的良方；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先心病篩查治療團隊，不僅為西藏、新疆，以及四川川東、川北及涼山、阿壩、甘孜等老少邊窮地區送去了“兒童先心病精準扶貧”救治的全新模式，還為西部貧困地區扶植培訓了7支先心病介入手術團隊??

據統計，截至2020年6月12日，教育部64所承擔中央單位定點扶貧工作的直屬高校直接投入幫扶資金1.77億元（完成率為111.3%），引進幫扶資金2.81億元（完成率為156.5%）、購買貧困地區農產品1.85億元（完成率為112.4%），幫助銷售貧困地區農產品3.13億元（完成率為115.9%），有54所直屬高校已全面超額完成指標任務。

西南大學校園（神州學人資料圖）

 打造脫貧攻堅的高校樣本

 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地處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是重慶市唯一集民族地區、三峽庫區、革命老區和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于一體的特殊縣份。2019年4月，石柱縣以零漏評、零錯退、群眾認可度97.91%的成績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交出脫貧攻堅的精彩答卷：累計實現85個貧困村、16426戶60201人脫貧，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12.7%降至0.87%。

 這些成績的背后，有一支長期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撐和智力支持的高校力量。2019年5月，石柱縣委縣政府致函西南大學，對西南大學為石柱脫貧攻堅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西南大學地處重慶市北碚區，由原西南師范大學和原西南農業大學等合并組建而成。2003年10月，西南大學與石柱縣建立縣校合作關系，共同建設“石柱農業科技綜合示范基地”。10多年的努力，讓縣校雙方在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技術推廣和人才培訓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石柱縣成為“中國黃連之鄉”“中國辣椒之鄉”“中國長毛兔第一大縣”“中國最大莼菜基地縣”??西南大學與石柱的校地合作模式被譽為科技扶貧的“石柱模式”，成為全國高校產學研合作十大優秀案例之一，入選教育部《高校定點扶貧典型案例集（2012-2015年）》。

 憑借農業科技優勢，西南大學聚焦對口幫扶地區的特色農業產業，通過實施科技下鄉工程、基地示范工程、鄉村振興服務工程、人才幫扶工程，為當地產業振興發展提供科技支撐和智力支持。

 1998年，西南大學專家團隊帶著數十個科研項目來到重慶市豐都縣，引入肉牛養殖技術，使這里的肉牛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2014年，豐都肉牛產業發展技術支撐項目入選重慶市“十大扶貧示范項目”。養牛，讓豐都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讓豐都人過上了好日子。

 “半城山水滿城桔，一州忠義九州魂”。忠縣，位于重慶市中部，背靠青山，緊挨長江，以盛產柑橘聞名，一個“忠”字，既是城市之名，也造就了忠縣柑桔的“忠橙”品牌。“從一粒種子到一杯橙汁”的產業鏈，西南大學全程參與。柑橘產業的發展帶動了20萬果農，1.6萬戶貧困群眾年均增收1萬多元，忠縣也成為重慶柑橘產業的核心區、全國柑橘技術的示范區。

 巫山脆李的歷史已有上千年，但真正成為“中華名果”，得從西南大學為重慶市巫山縣編制《巫山脆李產業發展規劃和生產技術規章》說起，從品種提純選優與安全高效生產技術示范，到實行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生產，升級后的果實個大質脆、酸甜適度、汁多味香，由于縮短了成熟期可以提前上市，更具競爭優勢。2014年，巫山脆李獲得“中華名果”稱號，巫山縣也成為“中國脆李之鄉”。

 近年來，西南大學在對口幫扶工作中，不斷深化校地合作模式，把專家大院建到田間地頭，把技術送到生產一線，學校先后成立10個研究平臺，發起成立“重慶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聯盟”，整合優勢資源，組建專家團隊，全方位助推地方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通過“田間課堂”“農民學校”等形式的培訓，提升管理干部、企業家、技術人員、新型農民等產業人才的科技素質，目前已舉辦培訓100余場，培訓5000余人次。

 針對地方人才緊缺的實際，西南大學通過組織現場招聘和大學生畢業推薦等多種形式為貧困縣引進人才，為幫扶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為確保各扶貧專項工作精準有效落實到位，西南大學還選派“第一書記”深入貧困地區，借助學校優勢，與貧困地區人民并肩作戰，傾情幫扶貧困人民脫貧致富。

 2020年，西南大學與云南省昌寧縣結對開展定點扶貧。短短幾個月內，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學校領導、相關部門和學院負責人、專家等百余人次先后到昌寧縣開展對接調研，制定切實可行的幫扶工作計劃，將產業發展、教育提升、人才培訓作為幫扶重點，并選派人才赴昌寧掛職。

 在石柱，在豐都，在忠縣，在巫山，在巫溪，在昌寧，在更多貧困地區的土地上，西大人留下了他們的足跡，趙永聚、王志章等海歸教授正是他們之中的代表。

2020年7月26日，趙永聚（中）與青島農業大學林英庭教授（左）、閔令江教授（右）等指導巫溪肉羊生產

 幫扶越多，收獲越多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位于重慶市東南部，地處武陵山區，是重慶市唯一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自治縣，當地山羊養殖戶由于缺乏養殖經驗和技術落后，新生羔羊的死亡率很高。2010年10月，冉曉紅在當地創辦容紅山羊養殖場，第一年羔羊死亡率竟高達90%，損失慘重。2012年，西南大學動物科技學院趙永聚教授作為重慶市科委選派的科技特派員來到彭水縣，對當地養殖戶進行“一幫一”幫扶，容紅山羊養殖場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我經過調研發現，養殖場的羊品種品質都不好，配套設施也差，羔羊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圈舍修建不合理，沒有配備專門產房和采取保溫措施，導致羔羊在出生不久后就被凍死了。”趙永聚說。于是，他建議冉曉紅改良品種、重點改造圈舍，第二年羔羊的成活率提高到95%，新修建的圈舍不僅最大限度保持了羊圈的清潔衛生，也使糞污便于收集處理成肥料。

 這次幫扶不僅解決了羔羊死亡率高、山羊繁育率低等問題，還帶動了周邊21戶農戶養殖黑山羊，而趙永聚的扶貧工作也自此開啟。對趙永聚來說，扶貧讓他收獲的，除了可以用所知所學為貧困地區發展發揮作用之外，還有更多。

 20多年來，趙永聚一直從事草食牲畜（肉羊）的研究和技術推廣工作，他曾先后在英國、丹麥、美國訪學，國外的訪學經歷不僅讓他在專業知識方面有所收獲，更讓他對畜牧業綠色發展模式有了新的認識。在英國，動物與環境的和諧相處讓他開始思考如何實現畜牧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在丹麥，當地種植業與養殖業的有機結合模式讓他意識到適度規模化養殖更加適合重慶畜牧業的發展；在美國，他看到“福利養殖”在當地取得的良好實踐，在保證產能的同時讓動物免于不必要的痛苦，也讓他的心中燃起了“福利養殖”能在中國有更多發展的希望。訪學經歷讓趙永聚收獲頗豐，而他也很好地將在外獲得的知識、理念和資源轉化應用到國內的扶貧工作中。

 “近些年，重慶的山羊市場供不應求，以前冬至才吃羊肉的習慣已被慢慢打破，如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可以看到羊肉。雖然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但許多貧困地區由于養殖技術落后、管理手段不科學，成效甚微。”作為重慶市國家“三區”科技人才、重慶市草食牲畜產業技術體系創新團隊首席專家、重慶市巫溪縣科技扶貧團團長，趙永聚多番深入巫溪等貧困地區，實地調研，進村幫扶，破解山羊養殖難題，帶動當地農民通過養羊脫貧致富。

 通過長期調查，趙永聚發現當地山羊養殖問題主要集中在羊品種品質差、養殖規模小、養殖方法傳統、從業人員基本以缺乏外出務工能力和老弱病殘的留守農民為主等方面。針對這些問題，趙永聚因地制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幫扶措施。他為養殖戶引進良種，進行種羊雜交繁殖，保證養殖戶的種源供應，并指導修建標準化圈舍；他協助養殖戶申請微型企業，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幫助百余個養殖戶發展山羊養殖；他研發組裝推廣養殖技術，解決養殖技術薄弱問題；他改進傳統出欄方法，利用羔羊從春節出生后的7-8個月時間將其快速育肥，在11、12月羊肉價格最高時賣出，通過短期育肥技術使肥羔快速出欄，讓養殖戶在單位時間內獲得最大收益，并由此推動肉羊的規模化生產。

 “當然，最有效的手段還是讓當地養殖戶掌握科學的養殖技術，實現貧困地區的自我‘造血’功能。”趙永聚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為此他下足了功夫，不斷對當地養殖戶進行養殖科技培訓。“但做好培訓真的很難，回想最初組織培訓時，參訓學員基本都是613899，61就是兒童，38是指婦女，99是老人。你常常會看到一個老太太手里拿著針線活兒，還牽著小孫女來參加培訓??”參訓學員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無法有效接納和吸收培訓內容，致使培訓難度加大。因此，每次培訓前，趙永聚總要認真備課，仔細準備培訓材料，將晦澀難懂的技術文字改為學員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的語言，每次培訓后他還會將聯系方式留給學員，方便為他們及時有效解答問題。如今，他幾乎每天都會接到養殖戶的咨詢電話和微信。在2020年7月24日結束的魯渝協作肉羊養殖科技精準扶貧培訓班上，趙永聚發現，曾經的貧困地區青年勞動力流失現象有了變化，來參加培訓的學員很多都是青壯年，這些學員來自重慶市18個貧困區縣，均為當地肉羊養殖企業或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致富帶頭人和科技人才。年輕人的“回歸”，讓趙永聚看到了重慶肉羊養殖產業的發展前景。

 近些年來，趙永聚在助推山羊產業升級的同時，也關注如何從“養得好”到“賣得好”。殺年豬、吃刨豬湯是巴渝地區流傳上千年的習俗，刨豬湯就是在快過年時，宰殺一頭自家喂大的肥豬，將新鮮的肉、內臟等用一口大鍋烹煮，再配上其他菜品，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大快朵頤。在重慶農村，從每年10月開始直到過年前，村里挨家挨戶殺豬、吃刨豬湯，景象十分熱鬧。在巫溪縣紅池壩鎮九坪村，趙永聚從刨豬湯里看到了商機，他建議將吃刨豬湯的傳統習俗打造成中國農業文化遺產——巫溪紅池壩刨豬湯，以此提高農戶收益。在他看來，將刨豬湯打造成商品所產出的價值要比賣豬肉高得多，還能提高就業率，推動當地鄉村休閑旅游業發展。

年輕人組成的科技特派員團隊，右三為趙永聚

 在這些年的扶貧經歷中，還有一件事讓趙永聚很欣慰。他曾經十分擔心社會服務工作會隨著經驗豐富的一代人退休而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但在與其他扶貧參與者的接觸中，年輕一代所展現出的能力讓他打消了這個顧慮。在將科研成果轉化到當地生產過程中，年輕人的成果在扶貧中逐步“接地”，既能發現問題也能解決問題，扶貧助推了人才培養的“傳幫帶”效果。從文獻到一線，趙永聚也把培養學生與扶貧融合在一起。疫情期間，趙永聚就指導研究生劉陶祿開展調研工作，撰寫了題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下重慶肉羊產業的發展建議》的調研報告，對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重慶肉羊產業的發展進行了深入分析。

 “如何減少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促進重慶肉羊產業健康穩定發展，也是確保養殖戶脫貧不返貧的關鍵。”趙永聚說。

 愛得越沉，走得越深

 工農商學兵，除了當兵，其他4個王志章都干過。16歲下鄉，畢業后在學校當老師，在機關做過公務員，辦過雜志，寫過劇本，去美國訪學工作了10多年，回國后從商，專門修高速公路。人生就是一場輪回，十幾年前，王志章又回到象牙塔內，成為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一名教授，開始鉆研學術。40多年走南闖北，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職業、不同的身份，不斷拓寬著他的視野與能力，也成為他作學術研究的內生動力。他從不主張一個人一生只在一個地方，只專注一件事，但一定要把一生都獻給祖國。于是在2012年，他踏上扶貧研究之路。

 “三區三州”是國家深度貧困地區，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是脫貧攻堅戰中最難啃的“硬骨頭”。這些年，為了作扶貧研究，王志章跑遍了“三區三州”，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他跑過11個。

 王志章的“跑”絕不只是走過或路過，而是挨鎮挨村走進農戶家作深度調研。從2012年主持第一個扶貧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開始，8年里，他走進1萬多個農戶家庭，設計問卷、走訪、調研、寫報告??他的工作里，90%的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研究扶貧了。“對我來說，這是把知識轉化回報社會的一種途徑，也是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在8年的走訪調研中，王志章不僅驚訝于最初在貧困地區看到的艱苦，更驚嘆于如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取得的豐碩成果。

王志章（右）在云南貧困山區與少年交流，鼓勵他通過讀書改變貧困面貌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這是以前很多人對貴州的印象。貴州全省90%以上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耕地面積只有10%，是我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這里還擁有我國最大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美景始終讓人心醉，但貧窮也曾經令人落淚。2012年，王志章第一次走進貴州省六盤水的農村，當地艱苦的生活條件令他吃驚不已。一個留守家庭里，奶奶帶著兩個孫子，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土豆。由于山多地窮，交通極度不便，即使當時有政策扶持，農民依然入不敷出。

 2020年8月8日，王志章從位于秦巴山區的四川省達州市調研回到學校，他感慨地說：“達州之行讓我看到了中國扶貧的進步，看到了中國農村的希望，也看到中國鄉村振興的未來。”

 在達州，王志章看到一支支素質過硬的干部隊伍。達州渠縣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局長張渠偉是“感動中國2018年度人物”，為使渠縣143802名貧困人口、130個貧困村脫貧和整縣摘帽，他貢獻了健康、智慧和熱血。在他的帶領下，扶貧項目、特色產業、易地搬遷安置都做得有聲有色。2019年4月，渠縣退出貧困縣序列。

 在達州，王志章看到達商回鄉創業帶動鄉民脫貧致富。達州·中華銀杏谷旅游度假區位于達州市達川區萬家鎮，2015年，萬家鎮吸引達州籍人士陳國見回鄉創業，打造集休閑康養、旅游度假、民宿經濟、銀杏產業于一體的中華銀杏谷旅游度假區，帶動鄉民脫貧致富。近年來，達州先后出臺多項人才政策吸引達商回鄉創業。

 在達州，王志章看到不斷探索中的脫貧新路。巴山大峽谷片區曾是達州宣漢縣最偏遠、最落后、最貧窮的地區，人均耕地面積僅0.33畝，片區有貧困人口2.5萬戶、9.1萬人，老百姓一度最大的愿望是年夜飯能吃上一口大米飯。近年來，宣漢縣立足“建成全國知名旅游目的地”的規劃，盤活文旅資源，以自然生態資源的自身優質與深厚的巴文化底蘊相結合。如今，“綠水青山”真的變成了“金山銀山”，隨著巴山大峽谷正式開園，直接帶動片區9萬多人脫貧，輻射帶動周邊46萬多人增收致富。

 這次調研是西南大學縉云論壇自2015年起開展的第六次暑期社會調研行動。作為縉云論壇的主席，王志章每年暑假都會組織學校青年教師深入農村貧困地區調研，參與的教師會結合自己的專業寫出建言，形成調研文集，并于當年出版縉云智庫叢書《關注大西南——有話要說》。“帶領年輕人深入農村基層，促使他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要做的。”王志章說。

 調研是為深入研究打下基礎，只有充分認識到貧困地區的真實問題，才有助于找準根源，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王志章（左四）在武陵山片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車間進行調研

 地處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過渡地帶的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是國家重點扶持的“三區三州”之一，基礎設施薄弱、社會發展滯后、縣域經濟發展不足、自然資源匱乏等是導致其深度貧困的原因。在臨夏州的調研中，王志章發現當地的面點十分精致，建議將其發展成當地特色產業，統一包裝為“臨夏面點師”并注冊商標，成立專門運營公司，同時開設面點師職業技術學校，培養專業技能人才。他的建議很快付諸實施，目前門店已突破萬家，解決了上萬貧困人口的就業脫貧。

 要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以及鄉村振興，人才起著關鍵性作用。通過對貴州省湄潭縣兩路口村的樣本分析，王志章發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要有一批自身能力強的帶頭人，也要吸引和培養鄉土人才，讓在外的能人返鄉，強化本土教育，儲備好后備人才，使人才成為夯實鄉村振興的基石。

 “知識的真正價值在于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王志章用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的認知。這些年，他完成了扶貧研究的3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一個重大項目，以及部級以上項目和橫向課題50余項，先后出版《連片特困地區包容性增長的扶貧開發模式研究》《連片特困地區城鎮空間生產與城鄉一體化的理論與實踐》《西部地區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融合的路徑設計與政策協同》等相關學術專（譯）著17部，在權威期刊發表研究反貧困學術論文100多篇，培養出專門從事反貧困研究碩士博士30多人。他豐富和完善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研究，促進了我國扶貧工作發展，并通過中外扶貧經驗的比較研究，為世界反貧困貢獻中國智慧。

 王志章把學問寫在了祖國大地上，也寫在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從脫貧到振興，高校在路上

 2017年3月28日，教育部直屬高校、直屬單位扶貧工作推進會在云南省昆明市召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會上表示，各高校各單位在扶貧工作中，動了真感情、用了硬措施、探了新路子，已成為脫貧攻堅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脫貧攻堅道路上，高校不斷探索創新，打造出一個個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的高校樣本。如建立助教支教團隊和實踐基地，教育扶貧遠程教學平臺等多種形式，助推當地教育水平提升；通過實施三個專項計劃（國家專項、地方專項和高校專項），為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升入重點高校提供更多機會；有針對性地培養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向基層輸送醫療專業人才；發揮高校醫學學科專業及附屬醫院作用，提升當地醫療水平；形成“太行山道路”“湖州模式”“曲周模式”等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科技服務模式；以“專家大院”“科技小院”“科技大篷車”“百名教授興百村”等多種農業科技推廣的新做法，將高校科技成果和人才優勢轉化為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的產業新動能；搭建智庫平臺，通過深入開展政策研究和理論創新，為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支撐??

 在脫貧攻堅戰中，教育扶貧直指貧窮落后的根源，是順利實現脫貧攻堅的重要保障，高校力量則為教育扶貧進程按下了加速鍵。脫貧攻堅已近收官，但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是一場接力賽。如今，鄉村振興方興未艾，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同樣需要高校力量的持續輸入。（本文圖片除署名者外均由趙永聚和王志章提供）